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必须选择具有持续增长性、综合带动力、城乡协同性和广泛包容性的产业作为支撑，而旅游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选择。自上世纪80年代萌芽至今，乡村旅游在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优化乡村生活环境、提升乡村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已从早期的“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发展到包括现代农业、休闲农场、乡村酒店、主题民宿、艺术空间、乡村营地、农业庄园、乡土博物馆、古村落以及由外国人在乡村经营的“洋家乐”和艺术家、文人经营的“艺家乐”等在内的复杂体系。截至2017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各类经营主体已达33万家，营业收入近5500亿元。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旅游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乡村城市化、发展空心化、产品同质化、类型单一化等。值得关注的是，受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农村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叠加的影响，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旅游发展热潮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其一，要将三农作为一个整体，避免单一化利用。乡村是兼具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社会性、行政性的载体，在食品生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发展乡村旅游，既要关注对乡村资源和乡村空间的利用，更要关注农民内在素质和外在生活的改善，以及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带动。目前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表现为城市资本和城市人群对乡村资源和乡村空间的利用和消费，既没有带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也未能提升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未来，要通过农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以旅强农，使旅游发展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注入新的活力;要引导农民更深入地参与甚至主导乡村旅游，以旅富农，通过旅游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提升农民整体素质;要通过乡村旅游发展，同时带动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生活环境和农民发展能力的现代化。

其二，要培育农村发展主体，避免外源型发展。乡村首先是当地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其次才是治理空间、投资空间和消费空间。乡村振兴既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更涉及全体农村居民的世代生活;旅游发展既需要政府、企业、投资者、旅游者的共同努力，更依赖于当地人的参与状况，并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因此，不管是乡村旅游的发展，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农民自身。目前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和外来资本联袂演出的舞台，而忽略了本来的主角——当地农民。未来，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当地农民参与乡村治理、集体经济、旅游发展等的自觉意识、自主能力，提升其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要设计合理的机制，使在资本、知识、信息、社会资源、综合能力等方面处于不同水平的当地农民，都能够共同参与、公平受益、同步发展;要充分利用好“新乡贤”或“新村民”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综合作用。

其三，要壮大村集体经济，避免散沙式发展。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状况总体欠佳，不少地方缺乏集体经济的管理主体，集体资产很少甚至负债，造血功能不足。村级集体经济是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保证。不管是早期成名的成都“五朵金花”，还是近期走红的陕西袁家村，其发展实践都说明，强有力的村集体经济，能够在组织机构、社会结构、管理制度、分配方式等方面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力而持续的保障。未来，要把发展乡村旅游与壮大村集体经济紧密结合;要壮大并依托于村集体经济，着力营造发展集体经济的整体氛围，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要提高村干部开拓创新能力，扩大村集体经济来源，规范村集体资产的管理。

其四，要突出地方旅游特色，避免同质化发展。旅游是一个高度竞争、市场性强、商业特征突出的行业。不管是目的地之间的竞争，还是同一目的地内部不同景区、主体之间的竞争，都非常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旅游开发很容易走向单一化、同质化的道路，从而陷入低价竞争的泥沼。就乡村旅游而言，从早期的农家乐、古村落观光热，到后来的乡村民宿热、田园综合体等，不少地方产品缺乏创新，竞争模式单一。未来，要依托各自不同的产业资源、历史文化、区域特征、区位优势，深入研究、系统挖掘、科学设计，开发出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旅游产品和业态模式，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多元化供给，避免高度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

其五，要秉承久久为功理念，避免运动式发展。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乡村变迁也是综合性的和渐进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必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在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既着眼长远目标，又立足当前实际，既寻求发展规律，又尊重地方个性，既尊重乡村演进规律，又遵循旅游发展规律，要避免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简单复制、运动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