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变化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过去2000年中，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突出。唐代以前，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人口增长和农业垦殖范围扩大，导致北方森林草原面积持续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唐代以后，大量人口南迁，长江流域大面积山林和湖泊被开发为农田，南方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人口压力不断加大的历史条件下，生态退化最终发展为农业社会的重要问题。

当前，时代变化正为逆转两千年以来的生态退化趋势带来重大历史机遇。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已逐步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人类活动正向城市等局部地区集中；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广大群众对优美环境的需求日益迫切，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伴随“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变化将迎来历史性转折。

实施重大生态工程是加速国家生态保护与恢复、推进“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对于遏制生态退化趋势，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现已开展的重大生态工程基本属于单项工程，各项生态工程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治理措施相对单一，部分建设项目还存在拼盘、拼凑以及忽视水资源、土壤、光热、原生物种等自然禀赋的问题，限制了工程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整体提升。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在改变以往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生态工程布局模式，标志着我国生态工程建设已由局部区域、专项工程建设进入全方位、全过程工程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以重大生态工程为重点，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加速推进新时期“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点实现五个转变：

一是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理念上的转变。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新时期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必须从以单一类型生态系统修复为主，转变为符合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的综合性治理，在统筹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地理要素的关联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基础上，系统布局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彻底改变治山、治水、护田各自为战和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中条块分割、碎片化等问题，全面提高生态工程的治理效率。

二是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目标的转变。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生态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生态建设已逐步进入提质增效阶段。新时期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需要将保护和修复目标从以往以自然生态空间和生态资源总量扩张为主，转变为量质并重、以质为先，通过大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进一步提高林草覆盖面积、湿地保护面积、水土流失和沙化土地治理面积，同时全面改善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大幅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三是重大生态工程空间布局上的转变。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退化趋势已基本遏制，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仍凸显。新时期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聚焦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同时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强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海岸带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生态支撑。

四是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组织方式的转变。以往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大多采取地方政府的分包制，跨区域协同治理有待积极推进。新时期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的组织方式需要从“条线为主”向“区块为主、条块结合”方式转变，针对生态工程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推进重点生态系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协同推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协同建设自然保护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网络体系，协同构建包括“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监管平台在内的支撑体系。

五是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投入机制的转变。至今为止，我国的生态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国家投入，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尚未形成。新时期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需要从以国家投入为主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在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切实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管理、用途管制、空间规划和生态补偿等制度，鼓励各地统筹多层级、多领域资金，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和管理，探索重大生态工程市场化建设、运营、管理的有效模式。

目前发布的《规划》充分体现了上述五大转变，并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类型，结合各类工程的建设特点，系统提出了9项重大工程，包括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等7大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和自然保护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2项单项工程，明确了重大工程建设的主要思路、47项重点工程和重要目标，增强了《规划》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葛全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